时至今日，首先要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彻查三十年前的旧案，如果事实真如公告所披露的那样，涉事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就不只是简单的行政违法，而已经构成犯罪。

写毕又觉得风格太特别，担心被同行讪笑，几分忐忑之后最终放弃了，改为比较中规中矩的文字，这是我后来深为遗憾的一个决定。）2008年写了人大预算权，（《落实人大预算议决权之我见》，广州市法学会编《法治论坛》（第11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11000字。

）行政权的性质、（《行政机关的行政性与执行性》，《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15000字。）司法民主、（后分为二文发表：《究竟什么是司法民主》，《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10000字。如果说这一时期的勤奋写作需要一定毅力的话，那么这种毅力不太可能是临时练就的。）选举权（8月）、（《论选举权的性质》，《法商研究》2008年第2期，14000字。1、宪法权利与宪法权力两书的补充性写作（2007-2011年） 2007-2009年主要对公民权利一书的内容进行补充，2007年写了生存权、（《生存权的广义与狭义》，《金陵法律评论》2007年秋季卷，30000字。

《宪法中的战争权》，《政法论丛》2011年第1期，16000字。《宪法中的任免权之免》，《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法学版）2011年第6期，13000字。日本等国把它规定在调整行政机关组成成员关系的组织法中，则属于内部行政法。

二审判决责令五莲县人民政府采取补救措施。在行政法领域中，构成个人具体义务的次要规范是由类似私法行为的行政行为创造的。同时，法律和法规之所以规定详细规划应经政府批准，就是要加强对它的审查。这就悄悄违反了法律、法规所规定的政府批准的目的，即从目的解释上说，该案法院关于行政机关间委托无需法律依据的态度难以成立。

规划委员会的组成人员虽然与政府常务会议或全体会议成员有重合，但并不完全相同，侧重专业性。把行政行为看作是一个过程，意味着它是由很多环节或程序组成的链条。

[43]从体系解释来看，法院关于行政机关间委托无需法律依据的态度难以成立。[25]英国的行政法学历来注重司法审查，但也有偏重行政过程的绿灯论。在代议制民主制度下，人民及其民选代表必须拥有犯错和实施考虑欠妥的政策的自由。在理顺人大与政府的关系之后，行政机关本身不一定实行合议制。

文章来源：《法学》2022年第6期。（一）集体讨论成为行为法制度前的念泗居民案 2003年7月7日，被告江苏省扬州市规划局向第三人核发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33]经转换而成的政策必将被输出到社会，即通过公权力予以实施。通过投票集体讨论决定。

该集体讨论属于行为法制度，与重大行政决策集体讨论制度在性质上相同。[60]二战后，作为胜利者的美国又把它的价值观和政治制度搬到了日本和德国。

司法实践中的价值解释不能脱离法律基本的要求。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鲁行终634号行政判决书。

[62]参见《上海市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2019年6月5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17号公布）第2条，《北京市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2016年4月18日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268号公布）第2条等。宪法所确立的行政首长负责制下的会议制度不可能是合议制或票决制，会议讨论只是首长决定的前置程序。[9]参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1934年）第3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方苏维埃暂行组织法》（草案）第5、16、196、197条，载北京大学法律系宪法教研室、资料室编：《宪法资料选编》（第5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4、65、106、116页。[29]参见江利红：《日本行政过程论的主要观点探析》，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第154页。[41]它被用于处理集体讨论中首长与成员间的关系，使集体讨论成了一项外部行政程序制度。[5]参见《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宪法》（1918年）第31、32、33条，载北京大学法律系宪法教研室、资料室编：《宪法资料选编》（第5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5-146页。

滥用职权的，则应追究刑事责任。因此，我国行政决策中的集体讨论制度属于外部行政法、外部行政程序，《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将外部行政过程或行政程序的起点回溯到了行政机关的集体讨论。

从这一角度来说，任何政策，只要是根据宪法上合适的机构通过合适决策程序所制定的，就都是‘好的。它是我国全过程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

《宪法》未规定国务院常务会议和全体会议的任务，但《国务院组织法》第4条规定：国务院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必须经国务院常务会议或者国务院全体会议讨论决定。[28]行政作用双阶论努力谋求作为公法的行政法与私法的对接，关注到了行政作用延展的可能性。

[31]以行政裁量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山村恒年则认为，行政法学应把行政机关所作行政行为的构成要素，即目的→行为规范的认识→事实认定→预测→评价→选择→决定作为一个动态过程，考察行政裁量在各自阶段的合理性。[29]他把行政过程分为宏观和微观两种。该案所适用的是《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12条第1款。还要求集体讨论决定情况应当如实记录，不同意见应当如实载明。

[60]参见[美]理查德·J ·皮尔斯：《行政法》（第1卷），苏苗罕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7-18页。《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阳光下的政府法，即行政机关会议制度。

[25]参见[美]伯纳德·施瓦茨：《行政法》，徐炳译，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2页。正是因为民主的发展，才有可能从结果回溯过程，才有可能把内部行政法制度截取到外部行政程序。

在日本的立法中，也把行政机关的会议规定在有关组织法，[35]而没有规定在《日本行政程序法》中。鉴于当前已适用行政决策集体讨论制度案例的有限性及有限案例的典型性不足，郑成宝等人诉五莲县人民政府案可以作为重大行政决策集体讨论制度的案例来分析。

[37]《西班牙行政程序法》则除了具体规定委员会制行政机关的工作规则外，还规定了联邦政府主管部门就有关自治区政府间开展协调与合作事宜召集会议。程序化了的民主是可观察、测量的，因而民主的程序应当规范，会议制度应当健全，并严格执行。摘要:  行政机关的集体讨论制度，是我国人大与政府关系在行政组织法上的体现，是把民主集中制优势转化为行政治理效能的制度设计。在此基础上，《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第30条把民主集中制原则进一步程序化、制度化，要求所有重大行政决策作出前都应当经本机关常务会议或者全体会议讨论，会议组成人员应当充分发表意见，行政首长不能先发表意见影响其他组成人员的意见。

该案的终审判决时间在《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施行之前的2004年3月19日。[48]苏政发〔2003〕1号，2003年5月10日发布，现已失效。

暂且不论列举各项是否明确，至少兜底条款中的其他重大事项属于不确定法律概念，适用时难免发生争议。[20]也就是说，行政行为只是行政的一种结果。

它所对应的是行政机关组成成员职权相同、地位平等、集体领导、共同对民意机关负责的委员会制。能够获得公众合作或支持的最佳方式就是法律，因而组织法必须获得像普遍性行为规范那样的形式和尊严。